同治九年（1870）七月二十六日，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免息配资平台，在江宁（以下称为南京）迅速传播开来：
两江总督马新贻马总督，被人用匕首，捅死了。
当时，两江总督，是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，和晚清权力最大的封疆大吏。
话说当天，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完毕后，正在一大帮护卫的前拥后簇下，返回总督衙门途中，突然，在两边围得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中，冲出来一个人跪在了路中，他双手高举一封书信，用马新贻老家的山东菏泽口音大喊了一声：“大帅！”
正当大家的注意力被他吸引的时候，人群中突然又冲出来一个人，他大声喊道：“大帅伸冤！”然后也冲到马新贻面前跪了下来，马新贻还没回过神来，这人却突然蹿起，猛地抽出一把匕首，直接就捅进了马新贻的右胸。
马新贻惨叫一声，扑倒在地。
护卫们猝不及防，登时乱成一团，但凶手却并不逃跑，甚至高声嚷道：
“刺客就是我张文祥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没有同伙，不要胡乱抓人。我大功告成，现在可以跟你们走。”
说罢，刺客束手就擒，仰天狂笑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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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督被刺，顿时震撼了整个南京城。
当时，布政使梅启照闻讯后马上赶到现场，他被吓得手足无措，只是一直反复喊着：“捉拿凶手、捉拿凶手！”
江宁将军魁玉听说后，连便服都来不及换，一路小跑赶到现场，并指挥将凶手张文祥马上押到官府审问，在府堂上，魁玉直接呵斥张文祥说：“你是不是疯子？有何仇恨？受何人指使？”
张文祥却骄横地说：
“养兵千日、用兵一时！我为天下人除一恶贼！”
说起来，马新贻（1821-1870）的官场口碑，其实很不错。
作为与同年（1847）考中的进士，马新贻个人能力过硬，从合肥知县、庐州知府，一路做到了安徽按察使、布政使、浙江巡抚，最终升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，在各个任上，他协助清廷平定太平军与捻军之乱，在处理漕运、盐政、河工等各项工作上都颇有成绩，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，颇受百姓爱戴。
但马新贻，为何惨遭毒手，而且凶手还宣称，要“为天下人除恶贼”？
尽管百姓、家人和各级官员百思不得其解，但对于自己的死，马新贻好像早就有了预感。
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在前任两江总督被调往北方，改任直隶总督后，担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，被升官担任两江总督一职。
两江总督，是晚清政坛中，最受朝廷倚重和信赖的封疆大吏，同时也是油水最肥、权力倾国的要职，但马新贻，却高兴不起来。
据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回忆说，在接任两江总督前，马新贻曾经到北京朝见慈禧，当面请求“训示”，觐见慈禧出来后，马新贻惊恐失态、大汗淋漓，甚至连朝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
按照当时的惯例，马新贻久未进京，按理说应该到处会见京城的大小官员，但面见慈禧后，马新贻很快就离开了北京，并且专程请假回家“祭祖”，在山东菏泽老家与兄弟们告别之际，马新贻将自己的两位哥哥叫到身边，对他们说：
“我此去吉凶难料，万一有不测，千万不要到京告状，要忍气吞声，方能自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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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新贻的惶恐和死亡预感，来自于慈禧对他的“训示”。
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私下回忆说，慈禧当时嘱咐马新贻，要他密查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（南京）后，太平天国的国库、天国圣库的金银财宝下落之谜，因为清廷一直怀疑，湘军抢掠了太平军的巨额财富，却刻意隐瞒不报。
另外，慈禧还要求马新贻，要贬抑湘军势力，削除湘军在两江地区日益膨胀的影响力。
但久经江湖的马新贻知道，这个“训示”意味着什么，对他来说，两江地区，显然是一块凶多吉少的“恶地”。
1864年，担任两江总督、钦差大臣兼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，其属下的湘军最终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（南京），当时，属下拥军30多万的曾国藩，也达到了自己的军事政治巅峰，在当时，关于曾国藩是否会拥兵叛乱、自立为帝的疑虑，一直在清廷高层和慈禧等人心中徘徊不去。
因为当时，曾国藩控制着整个大清帝国最为关键的财赋来源：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等四个省份的军事、行政大权，并且四省的巡抚李续宜、沈葆桢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也都源自湘军系统；而曾国藩的大量部下，更是在两江地区，分别担任大小官员，关系错综复杂。
此后，在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，有三名是湘系（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、直隶总督刘长佑、闽浙总督左宗棠），另外四川总督骆秉章、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关系密切；此外，全国其他地区，也有七名巡抚出自湘军，或与湘军有密切关系，至于担任各地官员的湘军将领，就更加难以计数。
眼看曾国藩和湘军大权在握、巅峰鼎盛，清廷如临大敌，处处惶恐提防，并不断对曾国藩进行敲山震虎。
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，围攻天京的湘军主将、曾国藩的弟弟急忙连夜上奏捷报，曾国荃原本以为会得到清廷重赏，没想到清廷下发的圣旨，不仅没有兑现咸丰皇帝在1861年临死前许下的“克复金陵者为王”的承诺，而且严厉批评曾国荃指挥失当，没有将太平天国一网打尽，以致让幼主洪天贵福等1000多人逃走。
另外，清廷还限令曾国荃查清，太平天国的国库、天国圣库的库存金银，并限期将财宝如数上缴朝廷。与此同时，清廷还严厉警告曾国藩，要其严格约束部下，不得骄纵淫逸，申斥中，暗藏着无限杀机。
对此，湘军的将士们当然不服。在他们看来，他们为大清辛辛苦苦保住江山，如今攻下天京，不仅没有赏赐，反而被严厉申斥。为此，湘军的将领如曾国荃、彭玉麟、鲍超、李元度等人，多次暗示曾国藩，与其如此，还不如自己自立为王、干一场。
但还好，信奉忠君报国的曾国藩，并没有叛乱称帝的野心，从平定太平天国的1864年开始，曾国藩就开始急流勇退、自裁湘军，以博取清廷的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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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清廷，显然无法放心。
为了瓦解分化湘军，清廷先是支持曾作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编练淮军，让淮军从6000人，急速扩张至70000人，以与湘军形成分庭抗礼、相互制约之势；清廷并且让江苏、直隶、安徽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西等九省四十一位官员，先后举办团练，通过扩大各个地方武装，来制衡湘军。
为了进一步防范湘军，清廷还让钦差大臣官文，率兵20万扼守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；长江下游，则让富明阿等人把守镇江、扬州；长江以北，则让悍将僧格林沁重兵驻防在安徽等地；另外在京城所在的直隶等地，清廷还保留了近百万绿营兵，和地方团练武装等后备军队。
在做好军事上的一系列安排和分化、防范后，1868年8月，清廷下令将曾国藩从他的江南大本营、两江总督任上调离，改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——清廷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将曾国藩调到京城周边进行看守、防范，让他难以接近湘军势力。
而接任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一职的，正是慈禧所信任和安排的：马新贻。慈禧显然希望，马新贻能带着清廷的期望，继续在东南地区扫清湘军势力，以确保大清的江山稳固。
但这显然，不是一个好时机、好差事。
所以面见慈禧出来后，马新贻预感到，自己的死期，或许就要到了。
但马新贻，是个办事认真的人。
当时，湘军尽管部分被裁撤，但部分则被打散到各支军队系统中，势力仍然非常强大。在此前攻打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，湘军就以勇悍著称，并且到处攻城略地、杀掳成性，曾国藩更是被称为“曾屠户”、“曾剃头”，意为放纵部下、杀人残酷。
1864年，曾国藩先是自裁了25000多湘军，但这些失业的湘军士兵，很多人并未返回家乡，而是到处游荡掳掠，有些人甚至参加哥老会，成为黑帮成员，并勾结仍在军中的湘兵到处为害。
在此情况下，孑然一身来到两江地区的马新贻，开始训练新兵，贬抑湘军，并启用袁保庆担任营务处总管，负责长江的江防水陆军队，对湘军等散兵游勇和黑社会进行整治；当时，袁保庆以彪悍著称，抓到为害百姓的湘军散兵游勇，往往就地正法；对此，湘军和各地的黑社会势力，也对马新贻恨之入骨。
对此，曾经担任江苏巡抚、湖广总督的郭柏荫，后来对他的孙子郭公铎说：“张文祥行刺有幕后怂恿者，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，也是他们。”
与此同时，不断抑制、铲除湘军势力的马新贻，离死亡，也越来越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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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凶手，究竟为何刺杀马新贻？背后的真正指使者，又是谁？
马新贻被刺后，很快就因伤势过重死亡。江宁将军魁玉，开始提审凶手张文祥，没想到张文祥嘴硬得很，只说自己的姓名，却不说杀人的缘由。
为此，整个南京城各级大小官员轮番上阵，从布政使到按察使、道员、知府、知县等50多名官员，分班轮流会审张文祥。魁玉则六百里加急，将两江总督被刺杀的消息，马上上报清廷，慈禧等人大为震惊，急命漕运总督张之万赶赴南京，会审此案。
最终，在被长期“熬审”后，张文祥终于开口了。
对于为何刺杀马新贻，张文祥，是这么说的：
张文祥说，他是河南汝阳县人。道光年间，他在浙江宁波开了一家典当行，后来太平军攻入宁波城，因为太平军有熟人，他就参加了太平军。1864年太平军失败前，他偷偷返回宁波，才发现自己的妻子，已经被一个叫做吴炳燮的人霸占了，家里的所有财物也全部被其骗走。后来，张文祥告到官府，虽然领回了妻子，但财物却无法要回。
就在这时，穷困潦倒的张文祥，碰到了一个当海盗的人龙启云，龙启云给了张文祥一些本钱，让他重开了一家典当行，龙启云则经常借典当行进行销赃。
在此情况下，1866年，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到宁波巡视，张文祥拦轿喊冤，想要追回被吴炳燮霸占的财物，但马新贻觉得事情小，就不予办理，相反，马新贻还下令取缔了张文祥违规经营的典当行。
张文祥再次走投无路，于是龙启云便劝说张文祥说，马新贻是个昏官，他的海盗弟兄们，有很多也被马新贻捕杀了，于是龙启云便怂恿张文祥刺杀马新贻，为他自己和大家“报仇”。
于是，张文祥开始到处寻找机会刺杀马新贻，历经近两年时间，最终得手成功。张文祥辩称，“刺马”那天，先他喊冤的那个人，只是恰巧碰到而已，此案跟他没有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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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起来，这真是一个奇案。
在听到魁玉等人的汇报后，慈禧当然不相信，并下令继续追查。
但这事，明眼人都知道，水太深了。
当听说自己被慈禧指令协查此案后，漕运总督张之万吓得不轻，他故意迟迟不动身，从同治九年（1870）八月二十三日接到朝廷谕旨，张之万一直拖到九月份，才出发前往南京。
张之万被吓死了，他觉得自己也很不安全，在往南京途中，即使上个厕所，他也要数百名士兵层层保卫，他才敢放心拉屎拉尿，这事在后来，也成了晚清官场的笑谈。
抵达南京后，张之万马上住进了魁玉的江宁将军府，几天都不敢露面，也不接见下属，只是每天和魁玉两个人，一起研究张文祥的供词。
一直到九月下旬，张之万才开始会见审理此案的下级官员。九月二十五日，张之万、魁玉正式开始联合审讯张文祥。
奇怪的是，在上报给慈禧的审讯奏报中，张之万和魁玉也是非常混乱，前后矛盾，他们俩先是跟慈禧汇报说，张文祥是因为受到了海盗龙启云等人的指使，所以才行刺马新贻。但后来他们又给慈禧奏报说，张文祥应该没有人指使——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，也让慈禧大感蹊跷。
在此情况下，深感案情复杂的慈禧，无奈之下，只得提出让湘军老帅曾国藩，重新调任两江总督，以稳定形势。随后，慈禧又派出素有“铁面无私”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，让他作为钦差大臣，紧跟着曾国藩，去监督、复审此案。
在慈禧看来，虽然太平天国主力已经被歼灭，但是太平军的余部李文彩等人仍在作战，南京虽然已经克复，但叛乱仍未完全剪除。而她派遣马新贻去南京，本来是要去扫清湘军势力的，但现在马新贻突然被杀，如果牵涉的人物太复杂，导致江浙地区再次陷入动荡，那将是千疮百孔的清廷，难以承受的结果。
所以，虽然清廷和满人一直处处提防汉人和湘军势力，但眼下，她只能让曾国藩重新回去主持江浙地区的大局了，因此，当曾国藩临行前，向慈禧请示应该如何办理此案时，慈禧却故意回避，只是说：
“你到任后，要好好练兵！”
此前曾被质疑“功高震主”的曾国藩，对于慈禧的态度，有点捉摸不透，为此，曾国藩召集他的幕僚赵烈文、薛福成、吴汝纶等人，也进行了反复商讨。
尽管没有证据显示，“刺马”案跟湘军和曾国藩有关，但慈禧，显然是怀疑他们的，但恢复两江地区的稳定，没有曾国藩，又万万不能。
曾国藩好像也有自己的想法。
他故意缓缓南下，1870年12月，到达南京就任两江总督后，曾国藩还是故意拖延，不审理案件。一直等到两个月后的1871年2月，当钦差大臣郑敦谨抵达南京后，曾国藩才陪着他一起，提审了张文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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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讯中，还真审出了一些新情况。
此时，张文祥又来了个新说法，说他刺杀马新贻，是想为国除害，因为他听说，马新贻勾结西北的回王，想对大清国不利。
作为一个小小屁民，张文祥竟然知道这么隐秘的事？大家当然不信。
但张文祥也在无意中，说出了一个细节。
张文祥说，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马新贻。有一次，马新贻去一家法国天主教堂，张文祥就想冲上去杀他，结果突然被人拉了一把，只见一个30来岁的书生从背后一把拉住他，悄悄对他说，距离太远，护卫又多，还不是时候。
后来，这个书生又多次出现，不断与张文祥进行接触，并且对张文祥出手阔绰，说只要能杀掉马新贻，花多少钱都没关系。
而张文祥知道马新贻要去校场，也是来自这个神秘书生的信息提点。
张文祥说，本来平时，老百姓是难以进入校场的，但刺杀马新贻那天，校场外面突然来了超多看热闹的人群，一下子冲掉了栅栏，涌进了校场，说要看士兵们操练。他便跟着这股人群，“混进了”校场。
士兵演练结束后，马新贻步行离开，“看热闹的群众们”又汹涌向前，说要看看总督大人的风采，马新贻不以为然，也没有让士兵拦阻，没想到的是，张文祥就在这个时候，揣着匕首闯到了他面前，最终一举刺杀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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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文祥口中的海盗龙启云，以及这个神秘的书生，到底是谁？
无人知晓。官员们似乎有所感悟，也不敢、不想知晓了。
但审了近八个月，案件究竟，应该怎么定性呢？
到了1871年3月，一直陪着钦差大臣郑敦谨审案，却绝少说话、提问的曾国藩，终于对着郑敦谨说了一句：“这案子，还是照着初审的意见办吧！”
曾国藩的意思是，追查太细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
郑敦谨也心知肚明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得同意曾国藩高深莫测的“建议”，上奏慈禧说，张文祥刺杀马新贻，确实是受海盗指使，“挟私怨行刺”，并没有其他主使及同谋。
为了慈禧嘱咐的“大局”，郑敦谨选择了沉默。
但他给张文祥的“凌迟处死”罪名，又加了一条，即要“摘心致祭”——就是说，凌迟处死张文祥后，还必须把他心脏挖出来，在马新贻坟前献祭。
或许在郑敦谨看来，他能为马新贻做的，也就只有这些了。
但曾经受过马新贻知遇之恩、联合审理此案的官员孙衣言、袁保庆，却提出异议，指出应该用重刑审讯张文祥，否则如此结案，众人不服。
对此郑敦谨说，张文祥是朝廷钦点彻查的要犯，如果因为用刑过重死了，那谁也担当不起这个责任。
最终，这一刺杀总督的大案，就这么上报了。
接到结案报告后，慈禧没说什么，也没再追究，估计也不好彻查追究。
或许在慈禧看来，为了清廷的维稳大局，很多事情，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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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1年10月，就在刺杀马新贻一年多后，张文祥最终被凌迟处死，并被挖出心脏，在马新贻坟前进行献祭。
莫名其妙被杀的马新贻，则被清廷下令追加为太子太保，并入祀贤良祠；在马新贻的老家山东和他做官的江浙等地，朝廷还给他建了忠烈祠，可谓备极荣哀。
与清廷的态度相对，部分湘军将领，则直接给被凌迟挖心的张文祥立了碑，许多湘军将士公开宣称，“张文祥真是个英雄”。
与此同时，一些经人授意的剧本，也开始在市面上流传开来，内容是说，马新贻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时候，与张文祥，还有太平军曹二虎等人是结拜兄弟，后来马新贻升为安徽布政使，竟然欺骗奸污了曹二虎的妻子，并诬陷曹二虎“串通捻军”将其捕杀，而张文祥是为了替兄弟报仇，这才刺杀了马新贻。
这个被编造出来的剧情，后来还被编成了戏剧进行演唱，再后来，甚至还有人拍成电影，这就是《刺马》《投名状》等电影的由来。
于是在民间，关于张文祥是个义勇好人，马新贻是个无耻淫贼的说法，开始广泛流传开来。
对此，马新贻的六世孙马福建指出：“马新贻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总督大吏，却没有三妻四妾，绝对称得上是个用情专一的好男人。当年，马新贻的妻子，甚至在马新贻遇刺身亡后，坠（吞）金自尽。”
如果马新贻是个好色之徒，他的妻子愿意为他殉死吗？
由此可见，要彻底抹黑一个人，掌握舆论是多么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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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审结此案后，刑部尚书兼钦差大臣郑敦谨，自此便闭门不出，对于曾国藩的所有邀请和送来的银子，郑敦谨都一概拒绝。后来，曾国藩去给他送行，郑敦谨也板着脸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
或许是感觉到有负此案，有负马新贻，作为钦差大臣的郑敦谨，甚至连北京都没有回；而按照清朝律令，钦差大臣不回京复旨，是要问罪的。但郑敦谨却直接向慈禧打报告说，他生病了，不回去交旨了，并申请开缺，终生不再为官。
参与此案的刑部官员、郑敦谨的助手颜士璋，则在自己的《南行日记》中，记述了郑敦谨在南京办理“刺马”案的全部过程，颜士璋的曾孙颜牧皋说，《南行日记》中有记载说：“刺马案与湘军有关。”“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。”
受过马新贻知遇之恩，后来曾担任安徽按察使的孙衣言，则在给马新贻的坟墓神道碑铭中写道：
“贼悍且狡，非酷刑不能得实，而叛逆遗孽，刺杀我大臣···宜···用重典，使天下有所畏惧。而狱已具且结，衣言遂不书诺（孙衣言不相信结案陈词，不肯画押）。呜呼！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戆，为公力争，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！”
张文祥被处死后5个月，1872年3月，曾国藩最终在两江总督任上，突然病发去世，至此，这一被后世称为“刺马”的晚清重案，彻底落下帷幕。
而那个慈禧派出的，想要清剿湘军势力的枪手和替死鬼——马新贻，究竟是怎么死的，已经没人关心了。
真相，难道很重要吗？
或许政治，本来，就没有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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